我在曼哈顿低收入街区里的芭蕾舞蹈学校工作 | 三明治
文 | 密斯赵
从曼哈顿最好的街区之一上西区搭 B 线到 Grand Street 地铁站出来，就是广东话的地界。空气中充斥着海鲜的腥味、生果的清香、小贩烤肉车上的烟灰。各种味道、声音、街景涌向感官，一种久违的热闹。每个刚从中国现代都市来到美国的留学生，都会被这种情景迷惑，或感到震撼，仿佛搭乘时间机器，跌入到三十年前。
这是典型的老中国城、被粤语占领的唐人街。你能看到，佝偻着的婆婆在街边兜售进货渠道不明的时令食品，街心花园里还坐着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却讲不来几句英语的老人，但隔壁街区的小店却已逐渐被替换成了贡茶、日本超市、画廊、潮牌。士绅化 （Gentrification） 开始了。
我工作的芭蕾舞蹈学校就夹在这些小店中，一扇小门通往的单栋楼房第三层。学校在中国城已有十年多的历史，由我的老板——明迪小姐、一位行政人员和五名芭蕾舞蹈老师组成。学生们大多是曼哈顿下城的孩子，在学校官方网站上，黄皮肤、棕皮肤、黑皮肤的小天鹅，身着粉色的蓬蓬裙，露出少了几颗牙齿的逗趣笑容。她们在明亮教室里的灿烂脸庞，让人很难想象学校处在曼哈顿平均家庭收入最低的街区之一。
四年前，我在纽约研究生毕业。虽然之前在香港已有三年工作经验，但一个外国人，寻找一份文化管理领域的工作机会，即使在世界的文化中心纽约也并不容易。所以当读到招聘广告上写着一句“为所有背景的少年儿童提供专业芭蕾教育的学校”时，我一下子感到心动，并且对如果要在这个前景不太乐观的小机构工作充满热情。
面试时，我第一次见到明迪。她有一张圆脸、卷卷的棕色短发，看得出更年轻时应该是个蛮可爱的南方女孩。她刚生完小孩，身子中间微微圆起来，像个气球，但四肢依然伸展，特别是脖子，直且长，芭蕾舞者的样子。
我们聊得十分投缘。她说我是最好的人选，问我可不可以保证至少做半年，我同意了。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芭蕾学校是学校，也拥有自己的教室。行政人员的工作有两部分，学校的运营和教室的租赁。学校运营包括学生注册管理、应对家长、为老师排班以及支付薪水、各种开支和记账；教室租赁则包括宣传教室、和租客联络等等。学校也会不定期举办活动和年度公演。因为机构小，具体的工作执行比我先前工作的大团轻松，同时范畴却比之前多很多。
对于年轻的文艺青年，这工作还有一份独特的“优点”。目之所及，都是《都市女孩》中的场景——沿着阴暗的楼梯走下来，在街边抽烟的是各个舞团、剧团等待成名的年轻演员，他们有全美国最漂亮的脸和曲线；他们在文艺青年的圣地互相招呼，称赞彼此身上的帆布包、脚下的独立设计师手作皮鞋。他们都爱艺术、爱生活、爱小众、不在乎金钱，尽管有人的“不在乎”是因为爷爷奶奶在上西区有一座老房子 ，而有人则穷得全身只剩下当晚的酒钱。但他们不会彼此看低。而我身在其中。
那是年轻“纽约客”的纽约，我爱的那个纽约。
在这座近两千万人的大都市，我也有了目的地。我每天早上搭地铁B线，从上西来到下城，运营为“所有背景”的而且多数是和我同族裔的孩子们服务的芭蕾学校，这和读书、做研究完全不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纽约客”。
秋季学期快到了，有赖明迪多年来和下城公立学校建立的良好关系，我们得以到各个学校发送宣传手册，我也第一次看到了纽约公立学校的样子，它们的规模、氛围大不相同，有的只占据大楼的一角、有的是同一栋大楼里从中隔开成两所学校、有的稍具规模拥有草坪和篮球场。
去学校前，我会先和学校的活动统筹人员约好时间，他们听上去人都很好，很有礼貌。可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位隔着话筒也露出凶狠的有着西班牙口音的中年女人。她直接打断我的寒暄，没好气地问：
“你们的课程多少钱？”
我愣了一下，回答她：“最初级的课程是450美金。”
“太贵了！”她斩钉截铁，“我不认为我校的家长们负担得起这个价钱。”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我有点发愣。我以为这已经很便宜了，我以为我们几乎是带有慈善性质地“服务”于少数族裔的孩子们。我以为。
熟悉之后，我渐渐了解到我的老板、明迪小姐，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她大我十岁，十年前开始在学校代课，五年前，原先的主人离开纽约，她咬咬牙，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接手了学校。
我问她，现在还在跳舞吗。她有点防范地看着我，说有，然后报了一些舞团的名字。我没有听说过，也立马止了话头。没有哪个专业的芭蕾舞者天生就只想给小朋友当老师，至少从俄克拉荷马州来纽约的不会。
那时候，我和对亚洲没有兴趣的白人接触不多。研究生院的白人同学朋友，对亚洲充满爱（无论这种爱出于什么原因）。我和明迪，在美国的语境下、彼此尊重小心。她是个好老板，对我的到来深表感谢，也常常站在我的角度替我着想。我们的对话非常美式礼貌——我其实不太喜欢美式的温情与热络，但来美国两年，也习惯了。
“太谢谢你了，请问可以麻烦你多留半小时吗？”
“不好意思我晚到了，有没有耽误你的计划？真的很抱歉。”
“宝宝还在家你还要这样跑来，真是太辛苦了。”
“这么热的天搭地铁过来真的不容易啊。”
丹丹有时也来教我做事，她读书的时候曾在这兼职。丹丹和我年纪相仿，是旧金山中国城长大的孩子，皮肤晒成健康发亮的小麦色，粗粗的辫子扎了两条，大眼睛巴掌小脸，是个广东靓女。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城长大的ABC，和加州医生家庭的三代华裔或是我的大学里中西部教授家中文流利的小孩不一样。她很“白人”地吃有机食物，骑单车从上城来，但讲话声音细细，不同于咋咋呼呼的“美国人”。丹丹的国语是大学的暑假去北京交换时学的，但我们从未用国语交谈。
也许她人太好了太温柔了点，而我对太积极正面的人总有抵触。她也借用教室教瑜伽，广东话授课，参加的都是附近住着的华人妈妈们，和明迪差不多年纪。丹丹每次见我都热情地叫我来体验课程，可惜我早上总是赖床，也总觉得和一群妈妈一起上瑜伽有点怪怪的。有时遇到她用教室，可以听到她以我听过最温柔的广东话说着，“力量集中在膝头，深呼吸，一、二、三”。后来听说她离开纽约，回了加州。我和丹丹，反倒比和明迪更没有话聊。
2016年11月，初竞选时被视为笑话的川普在一路大放厥词中当选总统，给左派大本营的纽约重重一击。第二天上班，是个阴天，路上行人的脸色也都被阴沉笼罩，明迪发来消息：
“昨晚一夜没睡，状态太差，今天去不了学校了，谢谢你坚持来上班。”
我对先生讲了，他有点不屑：“好像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理解他的不满，川普当选，首当其冲的自然不会是身为白人的我老板，但我相信她的悲愤是真诚的。
过了几天，明迪聊起，那晚她的朋友们都聚在她家看大选，各种派对用品都已备好，庆祝美国第一任女总统，开心过过新年。情况急转直下之时，没有人相信眼前的一切，朋友们早早离场，她则哭了一夜。我也对她讲了自己的心情，同学的反应，“灯塔”的倒掉、以及各种中文公众号如何把川普塑造成一个“亲民接地气”的“好人”，当然省去了先生的不屑。
后来我们还聊了许多，比如社会对女性的敌意、对母职的苛刻要求、她俄克拉荷马州红脖的爸爸、她美日混血的丈夫……我想，她也许算是我第一个非同学也不是通过先生认识的白人朋友。
接送学生的华人家长们，大多是祖辈——父母要工作，分身乏术。
讲广东话的公公婆婆们，和我在香港生活时在街市上看到的很像。很奇怪的，在我平常出没的地方——香港的商场、曼哈顿的公园，从不见他们的身影。他们好像总出现在不那么舒适的地方，在香港唯一没有强烈冷气的街道、在中国城这栋小楼黑暗的楼梯间，她们——常常是婆婆，蜷坐在逼仄的楼梯上，小孙女们笑着闹着，等待上课。我在香港工作的乐团，也为青少年提供课程；等待学生下课的，也不是父母，是东南亚裔帮佣。
有婆婆问我问题，看得出鼓足了勇气。她们在听到我会讲国语、更重要是粤语时大舒一口气，敌意散去、笑容绽放：“之前果个女仔唔识讲广东话啊。妳识讲就好啦。”
她们都是很好的婆婆，嘘寒问暖，却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有“分寸”，从不纠缠。粤式的细密温暖总让我眼热，就像我每天早上去的饼店里的阿姐，从来没笑意，却在我准备夹最后一个菠萝包的时候悄悄对我努嘴：“等阵先，新鲜嘎来紧”。
我自认在纽约如鱼得水、适应很快，因为本科在香港读书，英文比同学们相对好些，又有许多美国朋友，平时住在上西，是幸运的新一代在美华人，没有受过太多明显的歧视，也不需要不讲英文的环境。但我依然很爱中国城，特别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去饼店买一个热辣辣的蛋挞、去茶餐厅叫一杯奶茶、咖喱鱼蛋或是公仔面，这些都是和朋友们（特别是美国朋友）一起来时不会做的事——它们太不值得这趟旅程了，但这是我熟悉的粤港，现实到几乎恶狠狠的态度下不易觉察的日常温情。
明迪理解不了这种温情。她常和我抱怨，为什么学生的家长不能亲自来，祖辈们常常搞不清课程时间，对她态度又很差，她怀疑是不是因为她不是华人？
我说，只是语言不通罢。她又说起，有家长问她学芭蕾对上大学有什么好处，“她的女儿才5岁哎，怎么会现在就想到上大学？”她问我华人家长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依照套路批判了一下、又解释了几句，流于表面。学生的家长们，都是普通工薪家庭。我有时会收到电邮，有家长说自己和先生最近的工作情况不好，询问有没有可能迟交学费。
我问明迪，她说：“我通常都同意，他们可以分两次交，也可以分四次。这些都是在我们学校练习了很久的学生。我不想看到他们因为家里一时的困窘，放弃对芭蕾的喜爱。”
我听了，又有些感动。
还有一次，一位中年妈妈敲门进来，消瘦的身形、美丽的南欧面容已初显藏不住的干瘪。她对我连连抱歉，说平时都是付全款的，只是这一次周转不开。我说真的没有关系，之后再付就好。她又是解释这个月14号就可以拿到钱，又是感谢我的宽限。我感到自己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其实她已经付了七成的学费，何况我又帮了她什么呢？如何能担待这样的抱歉？临走前她再次强调，这个月中就可以补齐全款了。我只有尽最大的善意给她一个微笑，用程式化的美国礼貌答：“没有问题，不用担心，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也有讲潮州口音广东话的年轻爸爸，趁午后清闲，赶来付学费。他的衣服一尘不染，丝毫看不出是做后厨的，叫我有时间去餐厅帮衬，眼神游移。也有讲破碎普通话的西藏妈妈们，来替四个小孩子报名，上完免费的试课，就再也不接电话了。明迪颇有微词，事后忍不住对我说，她们都是这样，已经好几次了。我们很有默契地没有聊下去。
半年过去，我要搬去外州，和明迪请辞。短短六个月里，我遇到的，都是自己朋友圈里不会见到的人，我感恩他们在我面前露出的生活的面貌。
又一个圣诞节，我向明迪问候，她说房东要收回教室、学校要关门了。我离开前，隔壁楼面已经变成了韩妆店，我们的ABC房东，常带了建筑师来勘查，要抓住街区升级的机会重新装修后再赚一笔，也是意料之中。但想到一个个小天鹅般的孩子，和她们一起在教室里笑闹度过的万圣节、感恩节，我非常难过。反倒是明迪劝我，她还在努力，一定会尽可能地把学校办下去。
几年后，我转了行、搬回纽约，和明迪约好，在新的舞蹈教室见面。
她租的新教室在百老汇大街上，是某大型现代舞学校的一间。这个位置对“主流”美国人来说，比先前的中国城好多了，但她告诉我，虽然这里离中国城很近，但公共交通不便，依然有许多家长因此中断了孩子们的芭蕾舞课程——这课程的存在对大部分家庭本就是奢侈，不继续的理由，比继续的要多多了。
小朋友们在满是纽约潮人的舞蹈学校里，稍显格格不入。但我想，这之中许多没有机会离开中国城的小女孩们，会有多少，在见到这个更广阔的世界之后，立下了原本路径中不可能出现的梦想。
明迪老了很多，脖子没那么直了，身上似乎总是汗津津的。她说过去几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辛苦带娃、爸爸生病、通过好几轮艰难的面试才和先生买到了一间co-op公寓。她反复确认我现在做的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你不是说只想做文化管理吗？”这是我的痛处，她问的次数太多，即使是好意，我也有点恼。
喝完咖啡，我们在地铁E线入口道别。这条线离她在布鲁克林的住处更近了，另一边则通往我现在工作的中城，但它不再穿过中国城、那个广东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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